谈判桌外几个难忘瞬间

  抗战胜利后，中国人民面临两条道路、两种前途的抉择。为了全民族的和平民主团结，携周恩来、王若飞等不顾个人安危，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，与当局进行为期43天的重庆谈判。

  谈判期间，作为的左右手和亲密伙伴，周恩来除了与代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谈判外，还亲自安排在重庆的衣食住行、会客出访等诸多事务，在谈判桌外留下不少精彩鲜活的历史瞬间。

  即将赴重庆谈判前，周恩来就亲自起草了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电报，要求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工作，特别是保卫工作，而且要保密。除对在重庆的警卫、住房、饮食、交通等都作了具体细致的安排外，周恩来还一直苦苦思考一个问题——如何设计好到重庆的第一印象。此次作为领袖来渝，代表了的政治形象，就是要打破多年来被宣传机构肆意歪曲丑化的固有印象，展现政治家的风采。

 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周恩来决定把自己曾经戴过的考克帽推荐给。考克帽因被拿破仑戴过，故又称拿破仑帽；而孙中山先生头戴考克帽的形象，就给国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周恩来的这顶考克帽也是自己的副官、曾担任过重庆周公馆馆长的龙飞虎送给他的。

  l939年，龙飞虎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任交通科长，为抗日前线输送大量的物资、器材，组织护送许多优秀的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等抗日根据地。龙飞虎经常外出奔波，很需要一顶帽子。当时在办事处做电台工作的郭正就将自己的考克帽送给他，而郭正的考克帽则是办事处的司机、南洋华侨林琼秀在赴新四军工作前送给他的。龙飞虎戴着这顶考克帽到越南河内、海防组织转运抗日物资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。回到重庆后，龙飞虎又将它转送给了周恩来。

  这天，周恩来给送来考克帽，并解释道，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，稍有挥动，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。仔细端详着考克帽，高兴地对周恩来说：“你想得周到得体。我们到重庆，展示的是人的政治形象，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，无所畏惧的力量。挥动考克帽，显示我们的力量。这顶帽子，我戴了。”

  8月28日那天，穿着一套簇新的布制中山装，戴着盔式考克帽，在延安机场和大家握手道别，延安机场早早地就聚集了许多人，他们都是自发前来为送行。记者记述道：

  主席走到飞机舱口，停住，回过身来，向着送行的人群，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，向飞机涌去。主席摘下帽子，注视着送行的人群，像是安慰，又像是鼓励。人们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的心情，只是拼命地挥手。

  主席也举起手来，举起那顶深灰色的盔式礼帽。举得很慢很慢，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，一点一点的，等到举过头顶，忽然用力一挥，便停在空中，一动不动了。主席这一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。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，作出了断然的决定，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，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。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，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、同志、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，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。

  这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同样深深地留在重庆人民的心中。当天下午3点多，、周恩来等乘坐的飞机，缓缓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。当走出机舱时，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各界人士和上千民众翘首以望，蜂拥上前。微笑着，摘下考克帽，向欢迎的人群徐徐挥动。人群彻底沸腾了，他们从这一动作中，看到了此行的和平民主团结诚意，看到了中国人真正的风采。

  抵达重庆后，安全问题自然成为“压倒一切”的最要紧的麻烦，其中饮食安全更是关键。的日常饮食由延安带过来的一个炊事员负责，至于平时的食品和蔬菜则不专门上街买，就用大食堂做饭的米面蔬菜。周恩来多次强调，饭菜不在好坏而在安全，没有毒就行。

  除了日常饮食外，还经常接受重庆社会各界人士的宴请。到达重庆的当晚，蒋介石就在沙坪坝林园官邸设宴款待。谈判开始后，从党政军要员，到各派人士、人民团体，宴请几乎就没断过。对于宴会上的饭菜，周恩来总是尽可能先尝，无不正常的情况才请吃，饮酒更是直接代劳。

  每次宴会开始后，人们都争相拥挤上来，频频向敬酒。而周恩来总是形影不离地陪伴着，紧贴而坐。谈话时，他退后半个身子让为先；敬酒时，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。

  由于在宴会敬酒时周恩来始终挡在前面，自然就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。但周恩来酒量如海，始终不乱，一杯接一杯地喝。有时候为了对付某些人的“车轮战”，周恩来特意言明，我提个建议，我们别继续打乱仗。无论谈判还是喝酒，我们该平等地进行。现在我提议，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，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3杯。周恩来在连干3杯后，依旧神采飞扬，又微笑着举杯说，当然，还有我自己的3杯。这时，他又说了，我们不是赌酒，是为友谊干杯。不强人所难，能喝的就请先喝3杯，然后继续来。此时会场立刻安静了，几个好事者喝趴后，几乎就没人敢站起来单独挑战了。有记者感慨道，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。

  宴会上，周恩来常常来不及吃一口菜，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。往往几杯酒，甚至十几杯酒下肚，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，而新一轮的敬酒又开始了。宴会之后，周恩来还要协助承担大量的任务，开会、听汇报、检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等等。为此，曾有红岩的工作人员问喝醉后的周恩来，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啊？周恩来轻声说道，我怕他们在酒里做手脚，怕他们放毒。

  在重庆谈判中，周恩来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，对革命领袖和战友的一片赤诚，不惜以自己的生命，关心和保护的安全。

  除了饮食之外，的住宿也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问题。由于是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，所以蒋介石计划安排了美军招待所，并在自己的林园和黄山官邸分别为预备了一处下榻之地。但只在林园住了3个晚上，至于美军招待所和黄山则根本没去。原因很简单，同志们都不放心的安全。

  住宿的第一选择，当然是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——红岩村。来重庆前，周恩来就指示钱之光做好一切准备工作。其中，办事处二楼东侧房间腾出来，作为和随员的宿舍和办公室，周恩来特别向负责保卫工作的陈龙、龙飞虎、蒋泽民、颜泰龙、朱友学等交代，“要机智细致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，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”。

  但周恩来仍不放心，考虑到红岩村虽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，但地处偏僻，上下山石级太多，出去活动和会客都不方便，而且附近特务密布。虽然曾家岩50号周公馆位于市区，但房间只有一、三楼和二楼东侧，且空间狭小，二楼还有人士租住，更是不便。思来想去，周恩来想到了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寓所——桂园。张治中思想开明，与周恩来相交已久，周恩来非常放心。桂园虽然房舍不大，设施一般，但距曾家岩50号较近，且在市区，会客访友比较方便。

  对于周恩来的这一要求，张治中当即慨然应允，马上将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处院子里；警卫班撤走了，换上宪兵，仅留一个老管家负责招待。桂园成为了、周恩来白天在城区的主要办公、活动和休息场所。

  但一生谨慎的周恩来还是对桂园的安全问题不敢有任何的放松。他不仅派人对桂园的睡床、坐椅和房子逐一进行仔细检查，而且对警卫工作也亲自予以周密部署，实际做到万无一失。事实上，周恩来选择桂园是十分正确的，张治中安排的宪兵保卫工作也尽职尽责。

  在桂园，曾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被调来桂园的宪兵第1团团长蔡隆仁，在执行保卫任务时，很快发现了一个安全风险隐患。他看到在桂园办公休息时很喜欢出来散步，有时甚至无拘无束地走出桂园，这样很容易出现安全问题。但他又不知道如何提出来，后来在跟自己的同乡钱剑夫提起后，钱剑夫立即写了一张小纸条，上书短短16个字：“晨风加厉，白露为霜；伏莽甚虞，为国珍重。”请他转交给。

  蔡隆仁乃一介武夫，不大明白个中含义，但还是很快把纸条给送去。看到字条后，就再也不随意走出桂园了。原来，所谓“伏莽”，出自典故“伏戎于莽”。“戎”指兵事，“莽”即密林。言下之意，希望为国事珍重，注意隐藏在暗处的敌人。饱读诗书，自然领会对方好意。

  当重庆谈判接近尾声，即将离渝返延安前夕，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。

  1945年10月8日下午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，从周公馆乘车陪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寓所，返程途中，在土湾遭到士兵枪击。李少石被击中肺部，因伤势严重，在金汤街市民医院抢救无效，不幸身亡，司机也不知所踪。

  事发之时，周恩来陪正在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，出席张治中为欢送返回延安而举行的文艺晚会。得知李少石遇难消息后，周恩来内心十分震惊，但他沉着冷静，没有惊动，悄悄离开会场，转而向负责治安警卫的宪兵司令张镇提出质问和抗议，要他立即彻查此事。旋即，周恩来和钱之光赴医院看望李少石，但李少石因失血过多，已经牺牲。目睹此状，周恩来悲愤地说：“20年前，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，其情景犹历历在目，不料20年后，他的爱婿又遭到凶杀。”

  李少石是领袖廖仲恺的女婿，又恰好在红岩村附近的路上被枪击，而司机送李少石到医院后就失踪了，这一事件究竟是一起谋杀，还是误杀？对于的生命安全和即将签订的停战协定有没影响？这一系列疑问，萦绕在周恩来心头。

  为确保的安全，周恩来赶回会场后，要求张镇在散会后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回红岩。张镇答应照办。散会后，周恩来把送上车后，才把李少石被杀的事情告诉张治中，要他协助调查。

  回到红岩村，周恩来简要地向报告了李少石事件后，立即同王若飞、钱之光等研究调查此事，并通知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，要提高警惕，防止意外，照常工作，不要恐慌。

  但事件传开后，山城一时轰动，谣言四起。据当时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回忆，当时甚至有谣传：特务本来是要暗杀周恩来，因李少石的眉毛粗黑像周恩来，把李当作周恩来错杀的……

  经过多方核实和反复查证，两天后，终于弄清了李少石事件“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”。原来，李少石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后，乘车返程途中，遇到一排士兵在休息。由于车速过快，不小心碰伤一名士兵，另一名士兵喊停车时，见车子没停下来，就开枪射击，不幸击中李少石。司机赶紧将李少石送到医院抢救，因怕担责任，向民生路《新华日报》营业部报告此事后，就称病逃跑了。营业部工作人员一面打电话给办事处，一面到军委会礼堂向周恩来报告此事。

  后来，周恩来去小龙坎传染病医院看望了那位伤兵，诚恳地表示，愿承担一切医疗费用。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在10月10日上午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，当时也要求参加，但所有人都坚决反对，于是他送了一副挽联：“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员，不幸遇难，永志哀思。”

  10月11日上午9点半，在张治中、赫尔利等陪同下结束重庆之行，顺利返回延安。下午1点半，周恩来在红岩接到电台人员送来的延安急电，知道已抵达延安，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。

  重庆谈判期间，周恩来领导中央南方局对的每一项活动都作了周密安排，妥善处置，有力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。对此深有感受，评价道：“我这次在重庆，就深深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，他们不满意政府，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。”